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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难的抉择:王国维先生的哲学时刻

两难的抉择:王国维先生的哲学时刻


王国维曾在其主编的《教育世界》封面上标榜自己为“哲学专攻者”,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。

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。然而在滞日期间,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他语及西洋哲学,王氏“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,一直避开这个话题”。王国维对待哲学前后态度迥异,大概因为受罗振玉大力规劝,转而改治经史之学,遂自怼以前所学未醇,甚至烧毁了百余册收集他研读西洋哲学心得的《静安文集》。

余疲于哲学有日矣。哲学上之说,大都可爱者不可信,可信者不可爱。余知真理,而余又爱其谬误。

余之性质,欲为哲学家,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;欲为诗人,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

——王国维[《三十自序二》(1907)]

王国维(1877—1927)乃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,他与西方哲学的碰撞,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,并且受到甚高的评价[蔡元培《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》(1923)。蔡元培即称赞王氏“对于哲学的观察,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”]。但最后的结局似乎以一场“挫折、误解、追悔”落幕,且从此在他脑海里消声匿迹。果真如此吗?则是拙文所拟探索的谜团。

王国维之所以值得大笔特书,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青年中有志于外国学问者,无非着眼于自然及实用的学科,在社会科学也仅止于政治与经济学等,而意图研究西洋哲学则属凤毛麟角。其实,王氏对本身学术的定位了然于心,他说:

同治及光绪初年留学欧美者,皆以海军制造为主,其次法律而已,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,独无所闻。其有哲学兴味如严复氏者,亦只以余力及之,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,吾决其必无也。(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)

其自负盖如此。王国维对西方近代哲学,并非浅尝即止,他甚至在其主编的《教育世界》(第129号,1906年7月)的封面上,标榜为“哲学专攻者”,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。而后在滞日期间,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(1868—1947)与他语及西洋哲学,王氏“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,一直避开这个话题”(按:狩野直喜乃是王氏老师藤田丰八在东京大学文科汉学科同学)。相隔未久,为何王氏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变化呢?

两难的抉择:王国维先生的哲学时刻


藤田丰八◆“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,盖经由藤田的熏陶。”

首先,必得先厘清王氏“哲学时刻”的起迄点。据《静安文集》的《自序》(1905)云:王氏研究哲学,始于辛丑、壬寅(1901—1902)之间。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追忆之词,恰透露了当时王氏业师藤田丰八(1869—1929)对王国维的期许。他在明治三十四年(1901),在上海见着藤田,而后者对其有如是的评价:“头脑极明晰,且擅长日文,英语也很不错,对研究西洋哲学深感兴趣,前途令人瞩目。”但王氏始接触西方哲学,则早于此。缘22岁(1899)王氏至《时务报》工作,并于罗振玉(1866—1940)所创“东文学社”进修,社中日本教师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(即田冈岭云,1870—1912)二君故治哲学,因受其启迪。王氏称:一日适见田冈君的文集中有引汗德(ImmanuelKant,1724—1804,今译“康德”)、叔本华(ArthurSchopenhauer,1788—1860)之哲学者,遂心生喜欢。然而当时王氏自认因文字睽隔,终身无有读二氏之书之日。但在东文学社勤读日文,兼及英文,之后赴日本游学,虽不数月,即因疾告归。但其外语(英文、日文)却愈加精进,成为日后研读西方哲学的利器。

迥异于“新民子”的梁启超(1873—1929)或一心追求“富国强民”的严复(1854—1921),王国维自始即关注人类普遍的境遇与精神状态,诚如他初次(1902)自东瀛归来的供言:之所以从事哲学的原由,盖“体素羸弱,性复忧郁,人生之问题,日往复于吾前”。自是,王氏始决于从事于哲学,进入他所谓“独学之时代”。按王氏之谓“独学时代”,乃是意指他脱离正当学制,独自学习摸索之义;因该时读书的指导者犹是藤田氏。所以王氏的哲学探索跨越了“东文学社”及游学日本归来,迄1907年左右。

于王国维悉心追求西方哲学的时段,他不仅刊布了诸多哲学的论述,也旁及教育体制的改革。其故便是:当时清廷鉴于外力日迫,不得已进行教育改革,企图从基础做起救国强民的事业。而该时负责教育大政的执事者,毋论张百熙(1847—1907)的“壬寅学制”(1902)或张之洞(1837—1909)的“癸卯学制”(1903),均将“哲学”一门排除于外,遂引起哲学的爱好者王国维大大的不满。

2019-05-18     浏览人次:
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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